1978年—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人们喜欢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这30年的变化,大到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小到吃、穿、住、行,每一件事物都可以用来举例说明这场变革。而服饰,是最贴近百姓生活、直观展现社会生活面貌的变化。一件小小的衣服,记录着30年间逝去的故事。

“小翟,皮裤子穿上啥感觉?”休息时间,工友们围在一个小伙子——小翟身边好奇地问道,小翟笑着回答说:“啥感觉?两腿汗!”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西安某工厂混凝土车间中的一幕情景。下班后,小翟还是立刻脱下了蓝灰色的工作裤,换上了新买的“两腿汗”的皮裤出去炫耀。后来小翟下海做生意,成为中国最早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中的一员。
追溯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初期还只停留在人们带着些许茫然的观望上。但是变革却已在青年人中萌芽。
最易被变革感染的青年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顶着“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流里流气”的舆论批评,开始穿起喇叭裤。王小帅的电影《青红》里有这样一个场景:学校的门口站着拿剪刀的老师,表情严肃,两只眼睛像刀子一样巡视着学生们的裤子,看到男学生穿喇叭裤,就上去一剪子剪开裤腿。
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穿喇叭裤留长发戴蛤蟆镜的男青年同样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以至于《中国青年》在1979年底还专门发表文章《谈引导——从青年人的发式和裤脚谈起》,这种备受争议的服装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被人们广泛接受,并且风行一时。
70年代末:“的确良”时代
1976年至1979年,全国大量进口化纤设备,引发了国人在“穿衣”上的革命,挺阔不皱、结实耐用的“的确良”,成了那个年代的代名词。
1976年,天津石油化纤厂在紧张的建设过程中,工地上高高挂着“坚持完成毛主席圈阅的工程”的大标语。厂子建成投产后将生产大量涤纶,再用涤纶织“的确良”布。为了腾出棉花用地,增加粮食、蔬菜种植土地面积,1976年至1979年,全国大量进口化纤设备,引发了国人在“穿衣”上的革命。
1976年之前,人们穿的、盖的都是全棉制品。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种叫“的确良”的面料开始走俏。按今天的眼光看来,这种化纤面料“的确良”其实很“不良”,全棉制品才高级。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想法恰好相反。
一位当年在海南岛海军服役的士兵说,“脱下棉布衣服,改发涤纶军装的时候,我们当时的感觉是生活变好了。
因为当时普遍认为‘的确良’要比棉布好,高级。”那个年代的小孩打雪仗,会把雪团恶作剧地塞进同伴的脖领里,再大喊一声“的确凉”。可见当时“的确良”风靡全国的程度。
当时买布料要凭布票,一张小小的布票,悄然影响着人们实用主义的审美观,“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人们的穿衣习惯。跟棉布相比,“的确良”布挺括不皱、结实耐用,因此即使价格不菲,也挡不住人们对它的追捧。
同时,“的确良”料子还能印染出鲜亮的色彩。改革开放之前,整个中国的服装是暗色系一统天下,绿军装是最时尚的穿着。清一色的岁月里,自由张扬的人性追求也在计划经济里被压抑。改革开放的劲风一朝刮起,最先变革的,便是人们身上的色彩。北京的李菊回忆过去,忍不住感叹说:“今天看当年‘的确良’的颜色,觉得是很土气的,但在那个年代,年轻姑娘穿着色彩鲜艳的‘的确良’裙子,又洋气又让人羡慕。”
80年代:追求“时髦”的日子
蝙蝠衫、健美裤、夸张的塑料彩色耳环,再烫一个“鸡窝头”或者“爆炸头”,是80年代时髦青年必备的行头。
服饰变革一旦走出了第一步,接下来的争奇斗艳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1983年12月,布票正式停止使用。定点限量的布料供应制度再也不能限制人们对服饰改革的追求。
20世纪80年代初,西安的张瑞生在结婚时做的一套毛涤的中山装,还是托亲戚从北京百货大楼的定点销售处,凭布票购买的毛涤面料。但是到了1983年,张瑞生就可以在去浙江石狮出差时,顺便给妻子买一身白纱做的三件套,“当时我的工资是43.5元,那身衣服花了400多元。可是妻子一次也没好意思穿出门去。”
80年代,勇于尝试的青年人穿上了有踩脚带的弹力健美裤。“不管多大肚,都穿健美裤”,人人都把自己的双腿裹成圆规状。歌舞片《霹雳舞》的火爆,又带来了流行装束蝙蝠衫。蝙蝠衫式毛衣的宽松,也打破了毛衣外再罩外衣的旧习惯,开创了内衣外穿的风气。蝙蝠衫、健美裤、夸张的塑料彩色耳环,再烫一个“鸡窝头”或者“爆炸头”,是80年代时髦青年必备的行头。
在河北邯郸,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霍慧,忙碌于改制工作服,因为改革开放初期最受推崇的蓝灰色工作服在这个时候也显得不时髦了。霍慧和几个小姐妹,纷纷把工作服拿到南方小裁缝那里去改腰身。
同事中有谁去南部沿海城市出差,人们都要开列长长的单子,托他带东西回来。“当时我们穿的还是松紧口的懒汉鞋或者平绒面的布鞋,同事可以从南方买回来有搭扣的平跟皮鞋,我们管这种扣带叫‘鼻梁’,后来流行起来了粗跟高跟鞋。大概是1987年,我买了第一双细跟白色皮鞋。我的围巾也是从南方带的,先是咖啡色的,后来还有黑红白三色大围巾,兔毛的。”霍慧说,当时都笑称出差的人是“去的时候跟兔子一样,回来的时候跟驴子一样”。
北京的左芳也有托人去南方带东西的经历,“我们托同事去南方买做衣服的纸样子,回来照着剪裁新衣服。最早的时候是学上海的样式,后来又改成南方沿海地区的样子。”
南部沿海城市的第一桶金就是在80年代的服饰热潮中积累起来的。张瑞生说:“广州走香港,福建走台湾,当时开始有水货流到内地,甚至是国外的二手服装,人们的眼界也渐渐开阔了。”
90年代:服装市场和品牌专卖
人们在与世界名牌的初级对话中,学会了追逐“品牌”,也慢慢拉近了中国高端服装与世界的距离。这时的人们买衣服已经有了明确的地点:要么去服装市场,要么进品牌专卖店。
进入20世纪90年代,女性服饰变化之快,已经到了戏剧化的程度。人们一边喊着“个性化”的口号,一边在铺天盖地的服饰潮流里跌跌撞撞地摸索“个性”。
一步裙、露脐装、吊带衫、半截裤、破洞牛仔裤、松糕鞋,哈韩族的肥裤子、掉裆裤,几乎没有什么不敢穿的,也几乎没有什么衣服能让人轻易满足。计划经济时代里,一家人的衣服放在一个衣橱里就足够,现在一人一个衣橱都嫌拥挤,“女人的衣橱里永远缺一件衣服”成了女性的共识。
而男性服饰其实也在悄悄改变。80年代初期,男人要在工作服里戴上一个雪白的假领子以显示体面。到了90年代,休闲西服已是常见不过的衣服,男人们也不用再压抑自己的爱美之心。
从服饰面料上说,春秋季的平绒、条绒,夏天的重磅真丝、桑蚕丝,冬天的马海毛、法兰绒、牛绒、羊绒……霍慧说:“选择越来越多了。”
整个90年代,再没有哪种潮流可以称霸一个时代,只有不厌其烦地列举才能勉强概括90年代的服饰特征。但正是在这十年,“服装市场”和“品牌”这两个影响深远的词汇凸现在人们的服饰追求之路上。
早在1978年1月1日,国家决定把纺织工业部从原轻工业部中独立出来。整个80年代,服装设计界出现了细分受众的设计门类,服装行业以“再认识服装”为突破口,摸索市场经济规律。这一切都为中国服装业的腾飞打下了基础。
果然,在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服装行业在广东、浙江、江苏等地遍地开花。1995年,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推出首届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评选。林林总总的服装摊子也从街边摆到室内,90年代中后期逐渐规模化,成为纺织服装专业市场。
与此同时,外国品牌陆续进驻中国市场,从皮尔•卡丹、鳄鱼到耐克、阿迪达斯,即使这些牌子并不是人们记忆中了不起的“国际顶级品牌”,但它们进入中国早,留给国人的印象也是最深刻的。90年代,城市里的繁华地区遍布各种品牌专卖店。人们在与世界名牌的初级对话中,学会了追逐“品牌”,也慢慢拉近了中国高端服装与世界的距离。这时的人们买衣服已经有了明确的地点:要么去服装市场,要么进品牌专卖店。
21世纪初:时尚搭上了中国风
中外交流日益密切的21世纪大环境下,中国服装人不断提及怎样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话题:将现代技术与传统元素结合在一起,才能培育出国际扬名的本土品牌。
随着千禧年的钟声在24个时区接连响起,人们发现“全球”再也不是一个书本上的概念,只要坐在电视、电脑前,人们就可以真切感受到全球的心跳。
此时的中国人,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青涩、手足无措,变得张扬而自信。人们的眉目、衣着越来越活泛,对服饰“个性化”的理解,也不再局限于呆板地套上一件名牌。青年人习惯用“混搭”创造独一无二的个人服饰。随英伦、波西米亚、OL等服饰风尚先后刮起,旗袍、唐装、汉服也卷土重来。表象背后则是“时尚循环”之手在幕后指引。
2000年,电影《花样年华》里张曼玉的26身旗袍,让中外时尚界为旗袍含蓄的性感而惊艳。回首改革开放前20年仿洋服装的热潮,对比当下,似乎印证了法国学者关于“消费时尚30年一次循环”的说法。曾经放弃织锦缎棉衣,披上呢绒大衣的时尚人士,又再次青睐于改良版中式服装。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年7月13日,北京申办08奥运会成功。还是在2001年,在上海APEC峰会上,20位各国领导人穿着艳丽的中式对襟唐装出现在上海科技馆,唐装通过电视媒体迅速在全球受到注目。中外交流日益密切的21世纪大环境下,中国服装人不断提及怎样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话题,“‘服装=面料+文化+市场’将现代技术与传统元素结合在一起,才能培育出国际扬名的本土品牌。”
2007年,经历化纤革命的人们再度恢复对环保、天然面料的热爱。按照法国学者“人们的消费观念总是在螺旋式向前推进”的理论来说,这次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显露的“时尚循环”,并非单纯的复古,只有借鉴和发扬,才能塑造更为宽容、进步的中国服饰文化。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还有一些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的变化,那么在变革的巨浪卷席整个社会30年之后,人们已在大悲大喜之中体味着改革带来的得失。
服装设计师马可说:“服装流水线生产的出现,切断了人对衣服的记忆。”这位马可,正是1995年获选的首届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之一。
2007年,贾樟柯在纪录片《无用》里,拍下了广东纺织服装产业工人和山西矿区的小裁缝的影像。影片中,山西汾阳开裁缝店的矿工夫妻,“矿工的老婆羞答答地穿了件又花哨又糟糕的红绸衣裳,老公自豪地说那是他给买的,老婆爱穿套装呢,花了30块,老公说老婆穿什么都好看,老婆黑红的脸羞得更红了。”
“在黑暗里,我流下了眼泪。”影评人窦婉茹的话也许是大多数人对那个渐渐远去的模糊年代的感受。
来源: 民营周刊